返城后的北大荒知青劳模
北大荒知青劳模
“五一”特别节目《我爱我家》
孟凡贵介绍北大荒知青劳模
返城后的北大荒知青劳模劳动节的节目怎能没有劳动模范？6团荒友女修脚工刘继凤，4团荒友的哥许福森，京城最后一个背粪工荒友樊宝发走上嘉宾席位时，赢得一片热烈的掌声。
修脚工刘季凤师傅坦言，刚开始干的时候，自己真是特别不好意思，“尤其是别人问我干什么的，特别不敢说。
后来在干的过程中，我逐渐增加了认识。比如说我给冰心老人修脚，每次修完脚，她都使劲地亲我一下，完了以后给我作个揖，说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她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可见她这个脚痛苦有多大。你想指甲扎在肉里面，走一步疼一下，她走多少步就疼多少下。然后冰心老人给我写了“修治脚病是和我们每个人最亲近的大夫”。我觉得她都那么肯定我，这对我真是一个挺大的鼓励！
返城后“荒友”们重塑辉煌的例子远远不止她一个。当时为了回到北京，解决老婆孩子的户口，樊宝发毅然放弃东北农场给予的特殊高待遇，成为北京城里的最后一名背粪工，曾无数次差点儿被沼气熏晕。“1995年过春节的时候，有个单位厕所给堵了，堵了之后怎么办?直接是化粪池，我们淘是一桶桶淘，又淘不出，又淘不净，怎么办呢?这时过节了，人家等着用，我就脱了衣裳，就下去了。下去之后发现化粪池里头正好堵了两个半拉砖头，咱伸手就给捞出来了。”就这样，他的无私与敬业赢得了大家的尊重，成为1996年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最后的粪桶：
《冰点》名篇背后的知青面孔
一天晚上，我坐在家里浏览报纸，《北京晚报》上一张两寸大小的照片吸引住我：
一条窄窄的胡同里，一个背着什么东西的人的背影……这是什么？我贴近报纸去看图片说明：“北京还剩7只粪桶，背粪桶的都是老知青。”
记者王伟群去背粪工的家里，逐个长谈。伟群没有插过队，因此听起他们的经历比较新鲜。有一天，她回来对我说：“樊班长可真行！他从床底下拿出一整箱历年的获奖证书。我抽出一本看，字迹已经模糊，磕磕巴巴地正念不出来，没想到，他在旁边看也不看脱口就背出来了……”
有一天晚上，一个背粪工竟然找到报社来，要和王伟群好好聊聊。快下班了，我们几个说索性请他吃一顿饭。找到一家我们常去的很实惠的羊肉馆儿，拣实惠的点，一桌子肉菜。可我们这些坐办公室的哪里吃得动，拼命劝他多吃。席间，我不由自主地认真观察，心想：他和我毕竟有同样的经历啊。两三个小时过去，终于要分手了，我们结完账，要走，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这个工人望着满桌的剩菜，说：“能让我带回去吗？孩子一个多星期没见肉了！”“当然当然。”我们忙不迭地说。心里颇为惭愧。这使我对他们的生活状态立时有了感性的认识。
——摘自李大同《冰点故事》
这是北京仅存的几名背粪工人。他们是老知青，在北大荒生活了多年。回到故乡后，他们却背起了时传祥的粪桶。在靓女如云的橱窗里，在豪华亮丽的大饭店玻璃墙上，极不相称地反射着他们的影子。
跟着他们出车
早晨6时30分，我的闹钟响了，天还是黑的。7时15分出门，气象预报说今天最低温度零下8度。
东直门外斜街，沿东北方向往前，不多会儿就到了环卫局的清洁队。进大门，院里的地面上结了一层冰。清洁车喷着热气，整装待发。进门找背班，门口的人往后努努嘴，见一门挂企管组的牌子，进屋自我介绍完即有人伸过手来，说是背班班长，姓樊。他四十多岁的样子，穿一件破大衣，劳动布面的，像是有一段历史了。
掏粪班班长樊宝发
樊问我：“先跟我们领导谈谈吗？”
“不，先跟你们出车。”
上车，照顾我，让我坐驾驶室，剩下五六人爬上车，斜倚在后面的车罐上，旁边放了四个粪桶。
第一站在东四南大街的少儿出版社宿舍，这条大街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再往南，被称为“银街”。
清洁车停在街沿上，边上停着几辆奥迪、蓝鸟、桑塔纳什么的，闪着缎子般的光。几个人从车上卸下粪桶，那粪桶上宽下窄，差不多有一米高，木桶四周用铁片箍得紧紧的，瓷瓷实实。谁也没有理会周围人的诧异的目光，他们一人背一桶穿过窄道进楼群里去了。
化粪池的盖子冻上了，樊用石头砸了半天，再用铁杆把井盖挑开，上面一层是黑色的硬块，用铁杆捅半天，把硬块捣碎，然后用粪杓把它们舀到粪桶里，背桶的人下蹲，把背带背上肩，右脚一使劲站起来，桶就上肩了。粪杓有点长，难免把粪泼到桶的外面，他们的衣服头发上就都溅上一些黄的黑的污点，鞋子上就更免不了。他们穿着一种已经不多见的大头棉鞋。樊说，就这还是争取了半天才争取到的，我们的工作服一年就一身。我问为什么没有口罩，他说原来有，后来就不发了，不戴口罩还喘粗气，戴上就别呼吸了。
每个人背了十几桶后，第一车装满了，司机马师傅去卸粪。樊班长就带我到附近的大杂院看看那里的公共厕所。每进一个院就跟走迷宫似的，绕过各种煤堆，板房，到了院子尽头，对着一个铁皮钉的破门，樊大喊一声：“里面有人吗？”没人答应，他就径直推开门，让我进去瞧瞧。
我已经作好了各种思想准备，甚至准备好了要屏住呼吸，但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繁华现代的北京城，居然还有这样落后的厕所，地面上只有一个浅浅的坑，坑里的粪便快溢出来了，没有下水道，坑外一滩滩说不清是什么东西，四周是一个到处透风的简易房。樊班长和他的背班每星期必须来清扫一次，否则那院里十几户人家几十口人简直没法过日子。那天，我走了五六个院子。樊告诉我，这条街上，差不多有十几个院子都是这样的厕所。
我们回到少儿出版社的宿舍院的时候，那里的活已经干完了，清洁车拉着我们又到了东四十字路口东边的一个大杂院，车进不去，停在大街边上。
院里厕所的粪池堵了，樊班长说，要是堵得严重就得下去了。我瞅着黄乎乎的粪便，臭味刺鼻，不敢想“下去”是怎么回事，胃里一阵难受。
见我们进院，居民赶紧招呼孩子回家，关紧了门。
一桶粪约110斤，每天每人需要背数十桶。而且这些年要干的活越来越多了。就说刚才去过的少儿出版社宿舍，原来清洁车完全可以径直开进去，后来那条通道成了存车场。还有的通道上盖个铁皮房卖百货，他们就得多背几十米甚至几百米。
他们一桶桶往外背，我也跟着一趟趟来回走，见他们把桶卡在一个圆环里，然后摇动手柄，桶就被抬高，等抬到一定高度，一摇把，桶向前倾斜，哗——一桶粪倒进车里了。一位师傅说，站远点，当心溅你一身。
——能溅出来吗？
——当然，我经常被浇得满头满脸。
我往后挪了挪，回头忽然发现，我们的车正停在一家豪华美容厅边上，橱窗里美人头像，潇洒飘逸。价格表上写着：皮肤护理200元，纹眉140元，纹眼线160元。
——“樊师傅，背一车粪你们能拿多少钱？”
——“没钱，我们每月开支，多少车都拿一样的钱，现在比过去强点，全加起来差不多能有五六百。要是下粪池可以提成15%。150块钱的15%是多少？哥儿几个分。”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五六百块钱？这甚至不够大款们一顿普通的饭费。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北京人吗？他们为什么要来干这样的工作？
樊宝发、殷健康、蔡三中，我记住了这三人的名字。他们说一口道地的北京土话，经常把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吃掉，可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进出北京的大饭店，谁也不认为他们是北京人。就连外地进京打工的农民，也经常斜着眼瞧他们，见他们过来，赶紧让开，生怕蹭着自己。而这三个名字打从他们诞生，就记在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户籍登记簿上，直到26年前。
当年曾居北大荒
26年前，8月的北京，上山下乡的热潮远比秋老虎更热。17岁的樊宝发和哥哥拎着自己简单的行李卷挤进了北京站月台。同行的人中，大概没有比他们更少的行李了。母亲望着儿子，一阵心酸。家里孩子多，实在没能力给去北大荒的儿子们准备棉衣，听人说北大荒冬天零下40度，儿子要受委屈了。哥俩安慰母亲：我们是去兵团，部队会想着的。
火车徐徐开动，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殷健康、蔡三中也先后离开了故乡。
还回来吗？他们盯着缓缓驶过的东便门城楼子，突然心里一阵茫然。
10月，北大荒下了第一场雪。好大的雪啊，漫山遍野，一片白茫茫，每年打着雪仗过冬的樊宝发看呆了，这就是北大荒。30连的6000多亩大豆被大雪盖住了，天还没亮，樊宝发拿着镰刀下地干活，曾是神气活现的康拜因被冷落在一边。为了自觉磨炼意志，颗粒归仓，兵团提出的口号是：“小镰刀万岁！”到了中午，雪开始化了，一脚踩下去了，冰碴雪水顺着鞋帮进到鞋里去了。不一会儿，两脚就失去了知觉。
北大荒的地一垄有两千米，从这头望不到那头。樊宝发一天割6垄，四五亩地，晚上收工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了。
26年后，殷健康坐在北京东城一条小胡同自家窄小的房里，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幕幕，眼睛凝视着远方说：“我们那时候是小镰刀胜过大机器，人手一把镰，战天斗地，人定胜天。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一晃就这么过了9年。这9年中他们当了班长或者排长，成了五好战士，年年有各种证书寄回家。9年，光滑的下巴上长出了胡须，他们分别娶了当地的姑娘，生下了北大荒的儿女。
然而，1978年，知识青年大返城开始了。
领导找樊宝发，塞给他一张表，说，把表填了，“婚否”那一栏写未婚，回头我们给开个证明，你就能走了。媳妇不相信他会走，每天下地喂鸡，什么也不耽误。“咱是爷们，不能把媳妇搁那儿。”正赶上妻子要临产，偏又是难产，连里的、团里的卫生员走光了，樊宝发急得火烧眉毛，这时他才真正意识到，战友们走了，兵团没了，他真的成了北大荒人。
他一如既往地干着战友们留下来的农活，每天三四点下地，天黑收工。在一望无际的北大荒里，红旗没有了，歌声没有了，樊宝发格外怀念红红火火的兵团生活。兵团改为农场，他成了康拜因手。16年后冬天的一个下午，在他北京的家中，樊宝发从床底下翻出一个用旧了的小箱子，从箱底抖落出一堆荣誉证书，他在中间翻了老半天，一边翻一边念叨：“ 我的三等功证书哪儿去了？在东北我年年儿（先进）”。
终于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因为年代久了，这个原本质地粗陋的立功证书显得有些破旧，打开它我发现里面用钢笔写的字也已经模糊了。我的录音机正开着，于是我就对着录音机磕磕绊绊地念了起来：“4号康拜因手樊宝发工作积极肯干，能吃苦，起早贪黑，对车的使用比较熟练，对车的……”我卡壳了。“对车的保养检查精心，麦收排除故障，遇到一些较大的故障，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麦收，连夜修复。”樊毫不犹豫地接了下去。我惊讶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披着一件老棉袄，站着离我二尺远，脸上闪着光。
他心底珍藏着这昔日的光荣。
1978年那个难忘的冬天，殷健康为战友们送行，望着那些急匆匆的背影，他对自己说：“赶明儿，等孩子大点，带他们回北京瞧上一眼，这心愿就了了。”
那是1985年，洪水席卷了北大荒，农场成了一片汪洋，殷健康承包的135亩田里几乎颗粒无收。干了一年，临过年了，手里总得有点买肉的钱吧。
殷健康进了深山老林替人扛木头。整整一个冬天，白毛风刮了一场又一场，他想着家里的妻子与女儿，咬牙挺着。三个月过去了，总算熬到了结账的时候，万万没想到包工头跑了，三个月的辛苦全部被风刮走。殷健康流着泪走上了回家的路，在雪地里走了三天三夜，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兜里没有一分钱，回去怎么见妻子女儿？已经是年三十晚上，远远地看见农场的灯光，家家户户挂起了灯笼，孩子们在场上点燃了爆竹，饺子也准备下锅了吧？殷健康恨自己无能，过年了，不能让孩子吃一口肉馅的饺子。一堆门，他愣住了，锅里的水咕咚咕咚冒着热气，饺子正准备下锅，桌上还摆着肉。妻子女儿争相告诉他，北京来人了，来慰问老知青，给了200块钱……殷健康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北京没有忘记我！我还是北京人！”
在这片莽莽荒原上，如果不是有特殊的压力或特殊的机遇，他们将永远是北大荒人，他们的儿子女儿将是北大荒的第二代，还会有第三代第四代。事实上，孩子中最大的已经18岁了，比他们当年下乡的时候还大一些，他们自己的脊背却有些弯曲了。
回来没我们的位置了
1984年，樊宝发说什么也不打算在北大荒继续呆下去了。农场为了挽留他，把康拜因优先卖给他，还给了他一套新房子。这一年，黑龙江的国营农场实行改革，将农场全部承包给个人，樊宝发是农场中最看好的致富能手，也是最看好的家庭农场场主。可两个月后，他把地退了，带着一家人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北京。
“为什么要回来，那么苦的日子都过来了，希望就在前头，你却放弃了？”1994年岁未，在他北京家中那间无比窘迫的小屋里，我不解地问他。
“没人给开支啊！”他瞪大眼睛。
开支？我也睁大了眼睛。只一霎那，我明白了一切。
眼前这位中年男人额头爬满了皱纹，那不仅仅是岁月的烙印，更是时代的烙印。在那个时代，没有个人，只有集体、国家。个人是属于国家的，是集体的一分子，国家为每一个劳动者支付报酬。樊宝发喜欢这种活法儿，喜欢与国家、与集体总是以“开支”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现在承包到户了，每个人只为个人干活，再也感受不到崇高，没有光荣，也没有牺牲。樊宝发忍受不了这种只为自己活着的生产方式。“咱这思想跟不上形势，一承包，当农民了，没人管了。我可不乐意单干，就想跟着集体干。”他终于离开了北大荒，回到北京来找“集体”。
殷健康和蔡三中也回来了。
可是北京还有他们的位置吗？
殷健康没敢带妻子女儿一块回来，因为没有地方住。北京的家只有一间12平方的小房子，母亲死后姐姐一家人住在里面，自己再带一大家子过来怎么住啊？直到一年后姐姐终于找到自己的房子，才把这间小屋让给了殷健康一家。
蔡三中的不幸也总是跟房子有关系。当年在北京的小妹妹为了给哥哥留出一间房，跟后妈吵了一架后把原来家中的房子换成了两处，谁知换的是一间私房，落实私房政策的时候，房东执意要收回这间房子，好说歹说，给换成了一间8平米的小屋。还是不得安生，只好去郊区租农民的房，一月房租要150元。
樊宝发是最幸运的了，跟父母弟妹住一套三居室里，热热闹闹一大家子差不多有10口人。
他们发现，北京不光是没有他们栖身的地方，更没有他们挣饭吃的位置。他们站在北京的街头上，有时茫然问自己：“我回家了吗？”
他们觉得在北京甚至不如在北大荒活得踏实，心里没底，空落落的。可无论如何得活下去，还有四口人得养活呢。扛大件，看大门，卖菜，做工，凡能找到的活他们全干过了。
转了一圈，蔡三中在北京终于没能找到挣饭食的地方，无可奈何地到了平谷县，在一家乡镇企业当电镀工人。算他走运，一位北京来的师傅把自己的电镀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了他，他从此成了这家工厂唯一的技术员。妻子女儿也在平谷住了下来，工作读书各得其所。此时在北京市，蔡三中的姐姐几乎每礼拜都要去一趟劳动局知青科，希望能为弟弟找到一个更好的机会，一个铁饭碗。
樊宝发没有找到“集体”。他给人蹬三轮，从通县拉铜版纸到王府井，那纸卷重600多斤，去70里，回来70里，每次挣九块一毛三。还有一次，货主让他拉古董，那是两个花瓶和几个缸，值好几千块钱。临走，货主叫住他叮嘱一句：当心点，别给碎了。樊宝发不敢骑着走，他推着车，一直走了三个小时，一路小心翼翼地护着车上的宝贝，嘴里不断吆喝着，劳驾，看车！这三个小时高度紧张的劳动只挣了三块七毛五。
干这活不能养家。樊宝发辞了工，买了一辆板车，开始卖菜了，他每天早上两点钟起床骑着车到北京南端的南苑批发一车菜，下午回来和母亲一起在家门口的街上摆摊。每天下午三四点钟，他的菜摊前就围满了人。娘俩卖的菜特干净，秤又高，分量足足的，人也和气。樊宝发的名气一下子传开了，一车菜用不了俩小时就卖完了。干了两三年，樊宝发挣了两万多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大钱，樊宝发俨然也是一个万元户了。可他还在期待着什么。
1989年秋天，一个街坊的孩子找到樊宝发，悄悄地问他，环卫局招人，招背粪的，去不去？去，当然去！樊宝发一阵兴奋。
头些年北京环卫局的背粪工大都雇的是外地临时工，惹了不少麻烦。到了1989年，最后一批老知青要回来，不好安置，环卫局提出愿意来背粪的就给老婆、孩子办户口。最后，劳动局选了14个人给了环卫局，6个人留在了背班。半年试工期，一天6块钱，先交500元钱押金。樊宝发、殷健康、蔡三中和另外三位老知青就这样当了背粪工。
每月有单位给开支心里踏实
三十多年前，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同志亲自走到背粪工人中间，背起了这100多斤重的粪桶，还让儿子也来背粪，也来体察一下背粪工人的甘苦。那张刘少奇主席和背粪工人握手的照片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珍贵的一页。那时候的人仅仅有歧视背粪工人的念头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然而在今天的北京，人们经过他们身旁时，无不掩鼻而过。
——“为什么放着万元户不当，非要去背粪不可？”
——“我有单位，每天上班，下班，到月初就开支，心里踏实。”
……
1985年春节的那个风雪之夜，一直铭刻在殷健康心底里，就冲这个，他说他要为政府好好干。“咱也是人，干这活看了也恶心。刚一开始老吐，现在也吐，吃一口东西全吐，早起不敢吃饭。也就是习惯成自然，五年了。”后来他终于有一次机会离开背粪班，队里调他去当木工，他去干了一礼拜，死活要回来。他觉得背班的人义气。
这个感觉蔡三中最强烈了。背班的六个人中他最瘦，两眼深凹，体重还不到100斤，身体也不好。都是老知青，班上的人能帮就帮他一把，别人的粪桶盛三杓，只给他装两杓。
蔡三中有一个聪明任性的女儿，自打爸爸干上了背粪工，说什么也不让他再和面蒸馒头包饺子了。爸爸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让他赶紧洗手，洗了一遍又一遍。家里的馒头必须到粮店里去买，要不就自己到外面买点早点吃。粮店的馒头1块5一斤，对蔡家来说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我不计较这事，孩子也不容易。”蔡三中说。
曾经有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叫“理解万岁”，在采访的时候我提起这个话题，他们给我讲了一堆故事，然后说：“无所谓！”
——“那次上港澳中心，化粪池堵了，我下到底下去抠，底下特窄，得弯着腰干，那些污水脏东西全顺着袖子进衣服里面去了。那底下有沼气，说把人撂那儿就撂那儿了。化粪池通了，还得把粪背上来，那池子在饭店地下室的最底层。那天我们晚上去的，直到早上8点多钟才出来，胳膊腿已经不听使唤了。可早上还得出车，要不出车费就没了，奖金也得扣。给这些大饭店干活最麻烦，收了他们的钱，就跟把我们卖了似的，怎么干也不满意，张口闭口就是我们给了钱呀。我们就不爱听这个，其实我们还是照样每个月拿工资。”
——“前些日子在外馆（斜街）干完活，人家给了250元，说100块钱你们自己留着，150交上去，发票只开150元。那不行，咱是工人，车是公家的，一分钱我们也不能要。”
——“你瞅见了没有，大街上尽有这样的人，指着我们教育孩子说，臭不臭，再不好好学习，赶明儿你也得背粪去。其实这都无所谓，我们也不朝心里去了。我们自个儿还挺看重自己的。”
那天在樊宝发家，看见一张集体的合影，是20多年前兵团的那个集体在今天又一次的集合。照片是一群四十多岁的人，都在笑着，笑得很灿烂，比之于他们下乡前那张照片上的严肃表情，仿佛这20多年他们没有受苦，而是每人捡到了一块金子。
樊宝发坐在这群人的最中间，他们非常自豪。“我自己觉得比较幸福。您甭说这工作不好，是工作就得有人干，我不干，别人不是也得干吗。有这行我就干，组织上把老婆孩子户口办回来了，我就踏踏实实给北京市干活！“
都以为他们挣得很多
跟背班的清洁车采访，他们对我提起上电视的事，说北京电视台拍了一个电视系列剧，叫《真情曲》，第一集就是拍的他们自己。让我播出的时候别忘了看。
蔡三中挨个给姐姐妹妹打电话，通知她们播出的时间。三姐埋怨他，说别再打电话了，都快臭遍北京城了。他不在乎，连街坊邻居都通知一遍。
殷健康家的那台黑白电视机被冷落了好些日子了，不让女儿看，怕影响功课。可是那天晚上例外。12月7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真情曲》第一集——“时传祥新传”，一家人早早地就守在电视机边上了。
那是他们自个儿演的电视剧，演的都是每天发生过的事。第一次看见自己出现在屏幕上，全家人都觉得新鲜还有些激动。殷家两个女儿是爸爸的骄傲，殷健康不想让孩子在人前抬不起头，从不在家提班上的事。女儿只知道爸爸是掏粪工人，却从没去仔细想过掏粪工意味着什么。看着看着女儿哭了，爸爸太不容易了。
他们听说电视台原打算找演员来演，后来说是钱给不起，只好还用生活中真实的人物自己来演。半个小时的片子，他们每人拿到了100元钱的报酬。
“人家说了，请演员简直不敢想，谁演啊。”殷健康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挺复杂的。
蔡三中在电视中的台词最多，戏也最多。人家问他：“哥们儿，干这活挣多少钱？”
“两千。”说的跟真的似的。
“台词这么写的，现在谁见谁骂我，队里的人气得都关电视了。其实平常我就这么说，两千。总还得壮壮门面吧，免得跟人家抬杠。我们那儿一工地都是农民工干活，那厕所根本就脏得没地儿下脚。我们去掏粪，人家问挣多少，我张口就是两千，人家不信，两千？给我五千我都不干。还有一次，一个换啤酒的问我挣多少钱，我问他背一桶给你20干不干？人家说给50也不干，四五百块钱就干这个，还北京人呢！”
电视剧播完了，环卫局宣传科的同志到区委走访，想听听反应。区里干部说：“瞎编的吧，这年头哪还有背粪工？”听说是真的，接着问：“就算有，那每月还不得挣两千？”
……
蔡三中的女儿16岁，在北京一所市属重点中学读初三。好多孩子交足了赞助费，找遍了关系才能进这所学校，自己的孩子完全是凭真本事考进来的，这是蔡三中最大的欣慰。
跟他一样，樊宝发、殷健康都有着令人自豪的女儿们。在吃了二十多年的苦之后，这些出生在北大荒的孩子们成了他们的希望所在，他们觉得苦没白吃。
樊宝发说，什么是强者？强者就是什么都能忍，在别人面前挺得直腰板！
他们忍受着，忍受着生活上的窘迫、工作中的重负和心灵上的委屈。因为他们虽然还背着时传祥的粪桶，而时传祥的时代氛围已不会再现。他们也许是粪桶最后的北京传人了。可他们挺直了腰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早在26年前，他们就开始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国家分担灾难，分担忧愁，分担痛苦。这是一代人独有的活法儿。
他们还将这样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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